地主少爷当了军区副参谋长，评衔时毛主席看中将名单：怎么没见他？
【序章】
1955年的授衔名单里找不到他的名字，毛主席拿起名单，眉头紧锁，问道：“周骏鸣怎么没在名单上？”在场没有人敢回答。
出身于地主家庭，却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
在1902年的河南，周家大院是一个围墙高耸、院落深深的大家庭，居住着上百号人。
老周家祖上是地主，家里几代人不是种地就是做买卖，日子过得挺风光，门面也挺阔气。周骏鸣是家里的老三，从小跟着先生念书写字。可到了十七岁那年，他突然扔下笔，说要参军，这可把家里人给惊着了。没人明白他为啥突然这么决定，问他，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文人没用。”后来，他就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。
他刚当兵没多久，亲眼看到一个上校军官偷偷拿走了军饷，结果前线的士兵因为没有吃的，一个个饿死了，尸体堆在河边，没人埋。他站在河堤边，盯着看了一夜。
西北军有个规矩，对老百姓要像对子女一样爱护。但是，他们在战斗中却毫不手软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们要搜刮粮食，打土匪，还要杀掉地方上的反抗者。打完仗后，他们把战利品分给大家。军官多，士兵少，他见识到了“军阀的作风”。
1931年，宁都发生了起义，他带着自己手下的一个连队参加了这次行动。那时，他已经是一名连长，手下有兵，对武器也很熟悉。起义成功后，红军接纳了他们，他加入了红五军团，并被任命为115团的团长。这一年，他29岁。
红五军团在赣南地区安营扎寨，毛主席时常前来巡视。有一次，毛主席在一个山间的小屋里召集军官们开会，他说道：“我们打仗是为了老百姓，如果不与百姓紧密相连，红军就难以持久。”
那个晚上，周骏鸣把这句话记了下来，放在腰间的口袋里，一直带在身边，过了十几年也没舍得丢弃。
1932年，红五军团的一些军官被遣散。原因是起义部队的成分太复杂，难以进行整编，有些人贪污，有些人逃跑。军委决定采取措施进行清理。
周骏鸣因为家庭背景复杂被列入了遣散名单，但他没有闹腾，只是找毛主席谈了一次话。
毛主席说：“你走，革命别停，拉队伍，建根据地。”然后他就回去了，去了河南。
那时候，河南的地方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军队。周骏鸣被选为河南军委书记，主要任务是推动农民运动。
他召集了一批老部下，开始在豫东地区组织暴动。他熟悉地形，也懂得如何利用人脉，很快控制了几个县乡。
1934年春天，党内发生了变故，一个联络员背叛了组织，导致周骏鸣被抓住了。他被戴上手铐送到了开封的监狱里。敌人审问他三天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敌人说他顽固，他说愿意“合作”，并要求见特务的头目。
在会面时，他揭穿了伪省委设下的陷阱，破坏了敌方的计划，随后却被假释了。
他刚出狱，就没回县里，直接躲进了铁幕山。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，不想牵连到别人。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只带着6个人，配了3条枪，开始做起了游击战。
游击战的精彩故事和军队生涯的辉煌时刻
铁幕山虽小，但地形曲折多变，南边是茂密的树林，北边则是陡峭的悬崖。周骏鸣领着队伍进了山，在一个废弃的窑洞里搭起了营地。
他们白天休息，晚上则下山偷武器、抢粮食，还放火烧毁敌人的据点。由于敌人反应迟缓，没意识到山里藏着红军队伍。两个月后，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了三十多个，武器也换成了汉阳造。
1936年，山里已经有七八支地方武装，他将它们合并，成立了豫南红军团，一共有1300人，其中接近400人有枪。每天都要进行操练，纪律非常严格。
遇到抢劫百姓的，枪毙一个，解散一批。“这不是土匪，是红军。”他只说这句。
毛主席在延安得知豫南有队伍后，派人进行了调查。1937年，周骏鸣被邀请到延安汇报工作。
毛主席见了他，谈话时间很短，问的全都是具体问题，比如“粮食是怎么来的？”“干部们在哪里接受培训？”“地委是怎么建立起来的？”他都一一作了回答。
毛主席最后说：“国民党不和我们谈，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强，弱了就要打，一直打到他们不得不和我们谈。”
这一年，新四军成立了。他的部队变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，由陈毅和张云逸领导，他当上了副团长，负责战斗指挥。
1939年，半塔集被日伪军包围，敌军有三个团，想消灭新四军的主力。周骏鸣主动请缨，带领八团守在半塔的北面，吸引敌军主力进攻。
他布置了地雷阵和三层火力点，坚守了三昼夜，最终成功反包围，歼灭了上千敌人，俘虏了二百人。这场战斗为新四军树立了威望，被称为“半塔保卫战”。
战争结束后，陈毅在一次总结会上提到：“周副团长守的是我们南线的命根子。”说完这话后，周副团长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在那晚独自巡视战场，一一检查战士们的遗体，核实身份，并记下他们的名字。
抗战后期，八团扩大规模，他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担任后勤处处长，参与豫皖苏战区的后勤工作。
1949年，他被调到华东军区担任副参谋长，协助粟裕负责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。他提出将徐州南线的主要补给路线改为通过泗洪和宿迁一线，避开铁路封锁，确保了三百多万斤粮草的供应，没有一天中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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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长江战役之前，他负责修复了苏皖地区的堤坝，并设置了七个渡口，确保主力部队能够顺利过江。任务完成后，他向参谋部递交了辞职信，理由简短而明确：“战斗已胜，是时候让位了。”
关于授衔的争论：历史遗留问题与离开军队的关系
1955年，确定了授衔的名单。总参谋部在审阅报告时，副总长指着一页问道：“这个人怎么没写上，周骏鸣呢？”
没有人敢接话，名单上确实没有。
评定军衔时主要看三点：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、战斗中的表现和现在的职位。周骏鸣在这三个方面都符合条件。他是红军时期的团长，后来又担任过新四军的副团长，还有华东军区的副参谋长。根据这些标准，他应该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翻阅档案，发现一页记录写着“1935年假投降事件”，被归类为“历史复杂问题”，还特意用红线标注，备注说明“保留意见”。
1954年10月，他离开了军队，改任水利部副部长，从军事序列转到了行政序列，因此自动不再参与评定军衔的范围。这并非组织的决定，而是他自己主动写报告申请的。
这份报告只有一页纸，字迹非常清晰，句子也很简单。
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可能会影响对我的评价，所以我申请离开现在的军队系统。
副部长的任命已经确定，级别是行政九级，这件事没有引起公开的讨论。在军队内部，大家都明白他是一位有着“红军背景”的老将，不过关于他的具体功绩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。
有人说他害怕问题暴露，也有人说他知道自己授衔无望，不想再争了。老战友私下问他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不影响别人就好。”
毛主席在查看授衔名单时，问道：“周骏鸣怎么没有？”秘书回答说：“他已经调到水利部工作了。”毛主席继续翻看名单，手指停在一处，问了一句：“有历史问题？”之后没有再多说。
这不是表达立场，而是一种遗憾。
按照资历，周骏鸣的军龄和职务都比不少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人要高。一些老部下自己只是少将，看到名单时愣住了，问道：“老周呢？”
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，确保文章适合所有读者，不会让他们感到困惑或疏远。直接输出结果，不包括解释或注释的其他内容。
过去的半塔保卫战如今在新四军的历史展览馆中还能看到，但他并没有参加那次的纪念活动，也从未在任何将领的回忆录里被提及。
他没说什么，调到水利部后，主动搬出了干部宿舍，住进了工程院的老平房。下班后从不去军委招待所，总是穿着灰布中山装，在干部食堂吃饭，几乎没有人能认出他来。
过往的回声与晚年的经历
周骏鸣到水利部工作后，主要负责淮河的治理计划。
这不是他熟悉的领域，他在文件上批注：“缺工缺料，可调军队施工。”没人理，他亲自跑了八个县查看堤坝走线。
有一次，在淮滨县的施工点，他和工程兵一起熬夜检查堤坝。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他脱下鞋，趟进水里，脚下一滑，摔伤了腰。他在医院住了三天，回到单位也没请病假。“我检查过了，南线三号口需要抢修。”
后来这个想法被大家接受了，给以后防洪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1975年，淮河流域发生了大洪水，有三处堤坝决口。后来，相关部门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。当时担任副部长的周骏鸣，虽然已经退休，但还是被点名批评，说他对工程决策负有责任。虽然没有受到处罚，但名义上他还是被认定为有责任的。
他没解释，从那年起，彻底离开了工作圈。
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小屋里，这位老人过着简朴的生活。这间屋子只有三十平方米，窗台上种着几株辣椒，屋内只摆放了一张床和一张书桌。偶尔有老战友来探望，有人建议他参加将军访谈，但他都婉拒了，说不合适。
1990年代，有人提议为他写传记，他婉拒了。他说：“当时大家都讲究团结，我做的事情不算榜样。”
他经常在家里查找资料，用钢笔在信纸上记录回忆，没人清楚这些信是写给谁的。每写完一封信，他就把信纸折成三折，然后放进一个旧文件袋里。
2003年，他病得很重，住进了医院。最后一次说话，他对护工说：“把资料整理好，别乱动。”
11月9日凌晨，一位老人离开了我们。病历上写着“多脏器功能衰竭”，医院里登记他是“普通离休干部”。
到了下一年，一些研究党史的人在整理河南红军的历史资料时，重新找到了关于铁幕山游击队的线索。几位老战士回忆说：“我们是跟着周骏鸣出来的。”研究所后来联系了水利部，才最终确认了这些信息。
2006年，一本关于党的历史的杂志发表了《铁幕山起义考证》一文，首次提到了周骏鸣在反围剿战斗失败后，建立了游击根据地，为新四军的组建提供了重要支持。
2010年，河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专门为他设立了人物条目，条目的结尾这样写道：
作为地方上有名人家的孩子，他却选择了投身革命事业。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，他本可以功成名就，但他却选择默默无闻，隐姓埋名。历史的厚重，并不只体现在那些有名有姓的人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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